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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月12日，从儿科急诊回来的当晚，林灵就在网上买了一张折叠凳。当天稍早的时候，她在急诊室外站了五个多小时。不知孩子的病情接下来是否会有反复，她必须未雨绸缪。

　　林灵的儿子是午饭后突然烧起来的。一向好动的他先是斜倚在沙发上，不一会儿便爬蜷着。林灵赶忙测了耳温——38.5℃。想到最近孩子所在的学校和兴趣班里都有人因支原体肺炎请假，听说“这个病不容易好”，林灵心头一紧。

　　林灵家在北京市朝阳区。北京支原体感染的高峰期通常在9到11月，2023年的情况不同往年。11月初，北京朝阳医院感染和临床微生物科副主任医师尹玉东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称，一般情况下，深冬天气过于寒冷干燥，支原体生存会受到限制，但由于过去几年感染支原体的患者太少，今年的发病高峰可能延长。

　　与此同时，流感样病例和流感检测阳性也在增加。北京儿童医院呼吸一科主任徐保平在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表示，现在检测到的病毒包括流感病毒、副流感病毒、腺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鼻病毒、偏肺病毒等。

　　给孩子喂下退烧药后，林灵连忙上平台挂号。她习惯去附近的一家三甲综合医院。当天的门诊号已告罄，但下午5点会开急诊。待她赶到急诊时，医生还未就位，诊室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队，队伍沿着不宽的走道绕出一个U字形。林灵的挂号单是36号，但这里和她熟悉的门诊不同，并没采用报到叫号的方式。

　　一名颇有经验的家长向初来者解释，“往常来这里看急诊的人少，来了都是直接看，用不上叫号。这段时间生病的孩子太多，看诊制度却没那么快改过来，还是只认排队。排队开了验血单后，看结果还得重新排。”

　　陪诊人员充裕的家庭往往会采用“团战”策略：先安排两人一前一后间隔排队，前面的人排到了，先带孩子看诊，开验血单抽血；待15分钟左右结果出来，第二个人也快排到了，再带着孩子找医生看结果，等待下一步的诊疗方案。

　　当然，“顶配”策略还需要引入第三人。不然，排队中的大人就只能不时拜托前后的人帮忙留位，再赶去远处查看独自坐在椅子上的病怏怏的孩子。不是所有患儿家属都能在疾病突发时调集这样的人员配置。“养孩子没啥，就是费大人。一个娃都这样，佩服你们这些二胎家庭。”两位妈妈聊起来，其中一位带了两个孩子来看急诊。

　　过道里有一位穿着蓝马甲的工作人员，马甲上印有“朝阳群众”的字样。因为家长们排队时间过长，他隔一阵会去队伍里问问，有没有长时间没有测体温的孩子。如果有孩子的温度过高，有突发症状，或有基础疾病，他会带对方“插个队”，找医生提前诊疗。

　　抱怨流程优化无果、只能站着苦等的家长们开始互相交流起这些天带孩子看病的经历。他们有的已经转战了两三家医院；有的孩子头孢、阿奇霉素吃了好些天，都退不了烧；有的化验单正常，就是高烧、咳嗽不断；有的各种药吃了半个月，病没好，反而开始起皮疹……

　　“多线作战”的也不少。排在林灵后面的一位家长掏出手机查看附近另一家三甲医院儿科急诊的排号情况，小程序提示他，要排到那边的号，还需要至少6小时。

　　排队快3个小时后，林灵的孩子终于验上了血，确诊是细菌感染。她暂且舒了口气。因为白细胞上升明显，孩子精神也不太好，医生开了输液单。急诊的儿科输液室并不宽敞，为了给输液的孩子们腾地，家长们只能站在座位旁守候。

　　正值期中考试周，林灵看到一个初中模样的孩子膝盖上放着一叠资料，她一手打着吊针，一手在纸上写写画画，旁边的手机上播放着网课。另一个女孩约莫四五年级，输完液坚持让把留置针头拔掉了，“明天打针再说吧，有这个针头写字不方便。”女孩是背着书包来的，妈妈守在旁边。女孩确诊了支原体肺炎，医生提出开三天的病假条，母女俩坚持只开体育课的请假条即可。“周三周四还有期中考。”女孩说。

　　林灵了解到，流感是急性呼吸道传染疾病，属于丙类传染病，一经确诊，医院便会登记患者信息上报疾控。感染流感的学生需要立即停课，复课需持居住地社区医院开具的证明。虽然彼时流感之外的其他呼吸道疾病并没有硬性要求，但考虑到生病请假后申请复课，学校可能会要求提供相关证明文件，选择让孩子带病上学的家长并不少。傍晚以后，常能看见背着书包来“挂水”的孩子。“这也是学校容易发生交叉感染的原因之一。”

　　林灵的儿子刚上二年级，课业还不紧张，但对于部分家长内心的矛盾，她已能感同身受。林灵同事的女儿读初三，这两天也确诊了流感。一个月内，孩子已经第二次发烧了，前后在家歇了快两周。课堂没有线上直播，新课落下了不少。眼看着12月中旬就要进行中考英语的第一次听说机考，虽然知道孩子的身体是第一位，但同事仍抑制不住“心焦”。

　　林灵带着孩子离开输液室时，已是晚上10点多。穿过依然熙熙攘攘的走廊，她望了一眼繁忙的诊室。值班医生的漫漫长夜还未开始，林灵记得那是位戴着眼镜的年轻女医生。她会在那里一刻不停地看诊，直到次日清晨。

　　根据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于11月22日发布的2023年第46周（11月13日至11月19日）疫情周报，北京市共报告法定传染病18种37293例，较上周增加152%。进入第47周（11月20日至11月26日），这一数字已攀升至72475例，其中流行冒已排在报告病例数首位。

　　在儿童呼吸道感染高峰下，北京承压最大的要数两家儿童专科医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以下简称“儿童医院”）和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以下简称“儿研所”）。

　　2023年7月，在暑期迎来就诊数量“爆棚式增长”的情况下，北京儿童医院工作日所有科室的总门诊量过万，患儿较多的科室主要是眼科、皮肤科、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等。与之对应，该院门诊部主任李豫川11月21日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医院仅内科日均接诊患者就超7000人，远超医院的承载能力。

　　在此背景下，儿童医院通过多渠道呼吁，由于目前就诊量大，如果孩子刚出现症状，不建议立即前往北京儿童医院、儿研所等儿科医院就诊，可先前往有儿科资质的社区医院、二医院初诊。

　　11月16日一早，李昂的女儿开始出现发烧症状。她避开了人满为患的儿童专科医院和三甲综合医院，选择了家附近的一家医院。

　　这家医院的儿科，平日有两位医生出诊，中西医各一名。李昂选择了中医。女儿之前有些头疼脑热、积食上火，都会找这位中医开药。早上7点多挂号时，这家医院的儿科号源还很充足。

　　随后的化验显示：血常规正常、支原体和甲乙流的抗原均为阴性。考虑到支原体抗体出现相对滞后，医生在观察孩子症状后，还是按“肺炎支原体感染”治，开了阿奇霉素和中药颗粒，后又加入了退热的中成药。服药三天后，孩子的体温降到了37℃以下，但出现了腹泻和恶心的症状。

　　怀疑是阿奇霉素的不良反应，复诊时，医生停了阿奇，又开了五副止咳化痰的中药颗粒和一种化痰的西药。三天后，李昂女儿的症状好转并复课，可班里的情况却不乐观，孩子前后左右都有同学在咳嗽。很快，女儿咳嗽加剧，不得不再次停课。

　　这次，李昂原本考虑换一家三甲医院，但查询了三四家三甲医院的挂号系统，最近一周的儿科号都已约满，想去急诊又担心交叉感染。她还去咨询过居住地所属的社区医院，得知后者尚未设立儿科。

　　11月23日，她只能第三次来到之前看诊的医院，改看西医。医生听诊后，建议照CT排除肺炎。但问题来了，这家医院的儿科不能输液，如果片子有问题，还要再去其他医院挂号，重新走流程，再进行输液治疗。为了减少折腾，医生建议李昂可以先给孩子做雾化治疗，如果病情没有缓解，再去能输液的医院的儿科照CT。

　　这家医院的雾化设备数量有限，等候治疗的患儿很多。为避免交叉感染，李昂在的建议下紧急就近购置了一台家用雾化机，在医院开好药，可以直接回家给孩子做雾化。

　　在“久病成医”的路上，家长们无法停止“”。女儿生病的那段时间，李昂一直在关注这轮呼吸道传染病的相关资讯和病例的诊疗方案。

　　2023年11月29日，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家长和患儿在诊室外等候。手推车、露营车和折叠椅成为候诊时的必备（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在这种情况下，面向公众的及时、透明、权威、具体的公共卫生宣讲和解释十分必要。但至少在报告病例开始呈上升趋势的很长一段时间，对于各种专家采访，李昂只觉得“各说各话”、“越看越混乱”。这种感觉似曾相识。2022年底，她也经历了带着家中老人辗转急诊看病的种种曲折。

　　经过一周左右的信息纷扰，直到24日凌晨，她终于刷到了《北京日报》发布的一张“儿童支原体肺炎病程&用药图”。里面写道：“不必在意抗体检测和影像结果，以体温下降、症状好转为判断标准”、“退烧只咳嗽——问题不大，代表开始恢复向好。”

　　李昂心想，至少以体温为主要判断标准，女儿是在恢复向好的。但这种安心依然脆弱，在一周三次进出医院后，她最终还是加入了一家妇幼保健医院的“抢号”大军，“那里的儿科可以拍CT和输液。”与此同时，她发现，此前一周三次问诊却依然未能消除疑虑的那家医院，未来一周的儿科号也挂满了。

　　如非觉得必要，没人愿意冒着交叉感染的风险带着病怏怏的孩子去大医院“扎堆”。对部分家长来说，“舍近求远”恰恰是无奈之举、“不惜折腾”正是为了“少折腾”，“耗在路上的时间不如一次到位排在这了。”

　　菲林家住在北京南二环附近。11月25日，孩子出现发烧症状时，她家附近一家三甲医院的儿科号已经挂满，发热门诊不接诊儿童，她只能带着高烧的孩子去了面向的呼吸科。验血显示“支原体阳性”，考虑肺炎。由于无法继续治疗，医生建议她赶紧带孩子去儿童医院。

　　儿童医院的小夜门诊在每日下午4点半放号。菲林幸运地抢到了内科的号，就诊序列号是686，建议就诊时段是晚10点到10点半。候诊的时间比想象中短，半个小时后，医生便开具了治疗方案。只是排队输液的孩子太多，待孩子输完液已过了凌晨两点。

　　“还是术业有专攻。”在菲林看来，和之前三甲医院呼吸科医生给出“支原体肺炎”的诊断不同，儿童医院医生的诊断更为细致和准确。后者首次面诊就指出，孩子最大的病因并非支原体感染，而是病毒感染。后来的检测结果也证实了这点。

　　菲林觉得，只有准确诊断，才能对症治疗，“虽然专科医院等待的时间相对较长，孩子痊愈的时间却可以相对缩短。这当然是值得的。”

　　方欣带孩子就诊的过程也类似。孩子发烧后，她先是去家附近医院测了血常规。根据验血结果，医生推测“像流感”。在方欣的要求下，医生开了“速福达（玛巴洛沙韦）”。这是目前获批治疗流感的唯一一个仅需单次单剂量口服给药的抗病毒药物，在国内的服用年龄是12岁以上。

　　然而，服用“速福达”24小时后，孩子仍未退烧。方欣意识到，仅凭血常规的数据并不足以准确诊断。为了快速、精确地找到感染病原体，方欣只能再度瞄准一开始想要避开的儿研所。

　　据她了解，许多医院只能检测抗体，儿研所则可以提供呼吸道病原体（六项）核酸检测，覆盖了当前上下呼吸道流行率最高的六种病原体，分别为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人鼻病毒和肺炎支原体。

　　2023年11月29日，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家长抱着患儿等待化验结果（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梁辰/图）

　　方欣查过资料，肺炎支原体感染早期诊断受支原体感染程度、个体免疫反应强弱、实验室检测技术等诸多因素影响，早期的抗原抗体检测可能不够准确；而呼吸道病原体（六项）核酸检测的灵敏度和特异度更高，仅需一次咽拭子采样，就可以更早地诊断患者呼吸道感染的病因，进行精准治疗。

　　11月27日，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教授张文宏发文称，无论是支原体肺炎、肺炎球菌性肺炎、流感或者是新冠引起的肺炎，无论是耐药或者不耐药，只要做到精准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