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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旖旎绣，丈夫说，你姓和名的首字母。我写了，黑色的水笔潦草画了两个英文。我的脸发烫。里面的女人说，你们显然结婚了，那么恭喜移民成功。

　　妈妈，你问我这里秋天的枫叶是不是很好看。现在丈夫和我在路边等公交，我拿着盖好钢印的移民文件看了看周围。马路上很干净，没什么枫叶。丈夫问我接下来想做什么？跟你离婚。我说。我们互相看了一眼，笑起来。对有些人来讲，这不是一句玩笑。阿姨过去给我发微信，问我到底真结婚还是假结婚。假结婚的话，外婆的墓碑就不用刻丈夫的名字了。

　　一年多以前，我站在丈夫家后院的松树底下，身上是一件从唐人街买的旗袍，手里拿了杯的香槟酒。婚姻登记员趴在桌子跟前，他的英文字写得很好看。结婚证上写谁的姓，他问，我说自己的。爸爸，你在微信上表扬我，说我果然是你的女儿，不忘本。其实你不了解我，你的姓对我没什么要紧，我是外婆带大的，现在她对我也不重要了，她过世那天，我准备结婚。为什么我会成为这样的一个女儿，好像在中国人眼里没有良心的女儿？

　　我不知道。二十几岁的时候，我去弄了第一个纹身。纹身师的床挺窄，黑色皮革的。我打开衬衫的领口，躺到上面。锁骨下面是个很痛的地方，纹身师嘴一歪说你真有个性。他戴上黑色手套，拿起纹身笔，手腕碰到我的锁骨。这个陌生男人离我很近，呼吸里有很淡的烟味。你们大概不知道我喜欢和这样的男人约会。大学毕业以后，我约会过很多这样的男人，但在星期天，我穿上黑色高领T恤回来吃饭，只是告诉你们我在上海找到工作，最近搬走。

　　我跟别人合租好几年，你们没来看过。凡事自己拿主意。爸爸，你表扬我这是独立，让我出去闯。妈妈，你睁着蓝色的看不见的眼睛说，好的。你们不问任何细节。膝盖半月板手术，我打车回来自己拿了住院用品，再自己打车去医院手术。去上海的行李箱只有一个，我坐在火车站等高铁，给你们打电话，你们问我要不要回家吃个饭再走。我知道这是客气，说车要开了。几年以后，我眼前放了四个行李箱，在浦东机场等去温哥华的航班，告诉你们我的英文名字是护照上的汉语拼音，你们才知道出国要护照。

　　十八岁我没想过自己以后会出国。外婆帮我填了三个大学志愿，都是家乡唯一一所大学的二本师范。开学，她背了棉被，水壶送我到宿舍。她告诉舍友，我的父母有残疾，来不了。外婆活着，说长大以后你妈全靠你了。对的，我怎么可以离开像你们这样的父母？我内心感到不安。

　　大学毕业后，我没有去当老师，在外面租房子住。你们都不理我。过了几个月，我给你们寄了本杂志，打电话告诉爸爸去看邮箱，爸爸说，外婆住院了，在病床上气得张牙舞爪，要我去看看她。

　　我站在外婆床边，妈妈让我不要讲话，她把杂志递到外婆眼前，诺，她自己找了工作，在杂志社，爸爸说写得挺好的。外婆一眼也不看，妈妈的朋友在旁边拿过杂志看了两行，是写得好的，她说着合上杂志。过后你们就不多问我到底做什么工作。妈妈说，外婆老担心你跟别人合租会不会吸毒，，公司工资能不能按时发。要我们多打电话。哎呀，她得了癌症，眼睛看不见，脑子里净是乱七八糟的东西。我和爸爸相信你肯定很忙的，就不来打搅。

　　在你们眼里，离开你们，因为我忙，忙表示成功，有正事，反正一个很忙的人不会走上歧途。我也不敢走上歧途，而且也没有那么忙。有阵子没跟你们说话，我大概是想绕开那个问题：我和你们究竟什么关系？为什么我的人生里，一点感觉不到你们的分量，为什么每一次离开，我都没想过回来？答案像一口古井，里面有妖怪，一靠近，它就要出来咬我的脑袋。

　　不过世界上并没有妖怪，是妈妈，你的声音经常来咬我的脑袋。你说：邻居的小孩一直呆在家里，啃老，我跟外婆说女儿都不怎么回来。帮你数数，不知道前后跳了多少个槽。当然啰，是越跳越好。过年，有时候你也要出去旅游，跟朋友，去上海以后，你好像认识了不得了的朋友，还有加拿大的朋友。爸爸高兴的，反正你挺好，我们就相信。

　　相信两个字，妈妈都喜欢加强语气。当然还没说完：去加拿大这事，我们没敢告诉外婆。她快不行了。你都计划好了吧，是不是，钱够的吧，现在工作辞了领导不会来跟你烦了吧。

　　把移民登陆证放到柜子里以后，我上网报了一个英语老师培训学校，指望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又能多学点英语。丈夫说，我搞不懂你，学英语和当老师是两码事。爸爸，你要说我当时学的中文师范又管用了。可丈夫说对了，我最恨当老师。大概我痛恨所有权威的东西，要控制我的东西，外婆的计划，你打我的巴掌，妈妈的期待。我想妈妈过去对我有很多幻想，幻想我以后在家附近的学校当老师，嫁给一个有房有车的本地人，每天开小汽车接送你们。上小学二年级，我的胳膊和腿被你打得全是青紫块，因为多喝了妈妈那一份椰子汁，你说现在就这样，还不知道今后会对妈妈有多坏。不过你可能已经忘记这件事。离开中国以后，我也忘记很多事，家乡的梅雨季，你走路的一瘸一拐，带妈妈出门要抓着她胳膊下的摆摆肉，上台阶，下台阶。外婆过世后，中国的生活像海王星一样遥远。

　　温哥华夏天基本不下雨，我每天七点跑到公寓外面，马路另一边赶公交，出很多汗，在公交车上咕咚咕咚喝下一瓶矿泉水。学校在市中心一个商场的二楼，教室里只有一个韩国老师，三个东亚同学。我剃了一个光头，又买了一顶银色的帽子戴上。爸爸，我说到东亚这个词，你可能不喜欢。第一次接触这个词还是你告诉我的，东亚病夫。侮辱性的称呼。但东亚，是一个地理位置。

　　这个韩国老师叫坎蒂，翻译过来是糖果的意思，但她一点不甜。坎蒂一靠近我，就像一座山倒下来要把我压扁了。妈妈穿四艾克斯的大码衣服，她估计要穿五艾克斯。几根手指头像一堆小土豆串在一起。她的指甲又红又尖，阿姨看了，要说像个老妖婆。每天早上，胖手会把一堆讲义按在我桌上。我们的桌子和椅子连在一起，坐着不太好动。这些讲义关于怎样教英语。爸爸，你大概只知道伦敦口音和美式口音，你不知道我的同学和我都有口音。你记得幼儿园的老师看你腿不好，过几天我们丢了一把锁，她就怪到你头上。口音就像你的腿，人家看一眼就自以为知道你是什么人。

　　从第一天起，上午上完理论课，下午要给真的学生开试讲课。妈妈问我是怎么讲课的，要不要跨上讲台，一边在黑板上写粉笔字，一边组织纪律，像她在贵州聋哑盲校，老师一边上课，一边跑到外面把不听指挥随地乱走的聋哑人找回来。其实来上课的同学都不是小孩，她们跟你们差不多大，都是女的。这里学英语跟中国不太一样，不用一本正经死记硬背，也不考试，她们来是为了玩，找人说话，交朋友的。

　　秘鲁的老太太染了红头发，嗓门很大，她皮肤也黑，喜欢穿大红大紫，外婆会说她野刺刺的。有个韩国老太太很少讲话，好像也很少洗头，妈妈坐在旁边要偷偷在我耳朵底下说，她的头，馊掉了。盲人鼻子都很灵。但妈妈不用学英文，盲文世界通用。温哥华很多公共场合都有盲文点点，妈妈摸了就知道。那我不会跟人家讲话怎么办？妈妈问。住在列治文，你也不用讲英文。中餐馆里，亚洲超市里，你看到的外国人比在上海看到得还要少。跟丈夫讲话，我不用“外国人”这个词，移民才是“外国人”，不是吗？但跟你们，如果我说白人，本地人，你们可能听不懂。外国人，你们可以想象我丈夫的样子，妈妈问，他是不是鼻子很高哇，眼睛很蓝哇。

　　这个英语老师培训学校，一个外国人都没有，但坎蒂希望我们把自己介绍成另外一种意义的外国人。第一次讲课，日本和韩国同学介绍他们的国家，我说我是一个移民了，温哥华就是我家。坎蒂说，你这样不对，又仔细看看我的眼睛，是不是因为害怕被歧视，不敢说自己是中国人？不，我没想过。我真没想过。媒体上看到别人录视频，白人对东亚面孔喊，滚回中国，，。这只是让我对人性的阴暗面失望，在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你想对别人捅刀子，什么都可以，肤色，五官比例，声音，走路样子，穿的衣服，衣服上的图案，图案里的每一个细节，或者，你也说不出原因。

　　以后你要有身份危机的。坎蒂接着说。身份危机？爸爸，这个词是不是挺搞笑。从丈夫和妻子变成父亲和母亲，你和妈妈有过“身份危机”吗？啊，不，你们可能没有，没有给我开过家长会，因为不方便，不陪我出去玩，因为不方便，最后也没有去外婆外公的葬礼，因为阿姨也说你们不方便。你们温顺，听话，安静，小心翼翼在自己的公寓和菜场之间安全地移动。我脑袋里有一个别人的声音，他们能活成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小学五年级，我开始跟外婆住，好多年，好好学习学习学习，我给你们打电话说想你们。爸爸轻快地回答，那你就回来呗。我知道这不是真的。还是妈妈诚实，她让你不要逗我，我要是真的回来你们俩怎么弄得了我？坎蒂不知道，这么多年，我一直都有身份危机，究竟我是不是你们的女儿，还是谁的女儿，或者谁的也不是？我只能在旷野里走，寻找大海，灯塔或者又一块看不到尽头的荒地。

　　星期天，我和丈夫去列治文吃早茶，对，温哥华最早的移民都是香港那边过来的，我们能吃到正宗的广式早茶。早茶店全是讲广东话的人，一家子一家子，小孩吃完了绕着桌子跑，跌到父母怀里。家乡没什么早茶，也许有钱的朋友开车来接你们去吃过一次，两次。你们大概是很少数不会来加拿大的父母。我想不出一个机会开口请你们来这里。爸爸会说，我们不方便。你代替我们吃就行了。

　　小孩生出来，父母替你们养，小孩长大了，她替你们过你们过不了的人生。我和你们像生活在平行时空的两个故事。我们现在最强烈的联系大概是，父母，女儿，这两个纸面上的称呼。打开视频电话，看到妈妈靠在屏幕上的大下巴颏，我喊妈妈，声音像几颗灰尘从身体里掉到外面。我对自己失望，最终连妈妈也不会喊了。我怀疑自己有没有父母，或者父母不见了，或者比父母更早出生。算了，我开始厌烦说这个事，哭哭啼啼像个林黛玉。

　　跟家里一样，温哥华到了十月份还挺热。学校楼下几个固定的流浪汉，成天呆在太阳底下。你们没见过流浪汉吧，他们把穿过的袜子，开封的卫生巾，注射毒品的针头都扔在地上，哈哈大笑，用一个捡来的黑色大音响放迪斯科。我已经习惯怎样踮着脚尖绕过地上的尿迹。流浪汉冲我吹起口哨。商场的自动门在我面前打开。站在扶手电梯上，我突然想到，今天坎蒂会把第一个作业测验发下来。

　　我们一共有三次作业测验，一次通不过就不能毕业。她依次把每个人的评分按在各自的桌子上，大家都很紧张。轮到我，她突然笑出了牙齿，差一点要让你不及格，想想还是算了。旁边的同学动也没动。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感受横膈膜扩张，紧缩，再扩张，再紧缩。没有碰她放在桌上的评分，我从包里拿出一本本子叠在上面。我的同学得了优减，他们商量着重做。我也重做了自己的，发邮件给坎蒂。她回复说谢谢我的努力。坎蒂的署名上有她的姓氏，我没见过，上网查了一下，是德国裔。名字下面还特意写了，教育艺术双硕士，好像这件事跟名字一样重要。

　　没过几天，课间，坎蒂抱着一个透明的塑料袋进来，里面一团团纸卷。吃吧，她把袋子放在教室前面的讲台。这是韩国超市最好吃的爆米花。接着她说，她的母亲，移居到加拿大以后，很久才习惯韩国超市不够正宗的炸鱼饼。以及她的奶奶，一个一句英文也不会的韩国老太太，为了训练仪容仪表，要她吃饭端起碗，韩式的小银碗没有碗底，坎蒂的小手很难托住，她急得哭起来。原来她是韩国人呀。开始我没有想来加拿大，坎蒂有一天说，我想去美国。但是美国，像个大熔炉，强行把每个人都变成美国人。我不要做美国人。在加拿大，我强烈感觉自己还是个韩国人，住在韩国社区，每年参加韩国文化节。加拿大的政策尊重每个人的文化。爸爸，你知道吗，现在他们都叫我禅妮。坎蒂说，我的汉语拼音名字应该是这样用英语发音。

　　丈夫问，我口语好，考试分数也不错，跟三个没有在加拿大生活的东亚人相比，是不是老拿第一？事实刚好相反。坎蒂每次都笑嘻嘻地把我的评估表和其他人的放在一起。其他人的是蓝色的英文字母，表示通过，我的是红色，没有通过。坎蒂不喜欢我在课堂上指挥学生换座位，或者讲太多话，给学生提问太少，我最恨拿到纸的那一刻，像当众尿裤子。爸爸，这时候你的声音在我脑子里响起。